王伯群先生

大夏大學西遷貴陽后，一個學生在校牌前留影

王伯群先生手跡

編者按：

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zhàn)，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最終取得了勝利。七十年過去了，戰(zhàn)爭留下的創(chuàng)傷，仍然深深地銘刻在國人的記憶里，揮之不去!

黔西南雖然偏居祖國西南一隅，遠離戰(zhàn)場，卻沒有因此成為凈土，反而更多地與戰(zhàn)爭緊密地聯(lián)系著，因為成千上萬的黔西南子弟，直接指揮和參與了一場又一場面對日軍的激烈戰(zhàn)斗，用他們的智慧和力量、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壯歌!

值此抗戰(zhàn)勝利七十周年之際，本報組織了一批紀念文章，通過回顧黔西南籍子弟在戰(zhàn)斗中的英雄事跡，來緬懷他們在保家衛(wèi)國中的歷史功勛，同時也警醒我們：振興中華，勿忘國恥!

慘絕人寰的抗日戰(zhàn)爭，取得完全勝利已經(jīng)七十年了，祖國已經(jīng)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谷諔�(zhàn)爭的勝利，是我們民族復興的起點，是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150年間，中國反侵略戰(zhàn)爭首次取得完全意義的勝利。興義雖偏僻，但興義人在抗日戰(zhàn)爭中，卻扮演了輝煌的角色，何應欽先生代表中國戰(zhàn)區(qū)接受日本投降，簽訂受降書，并對世界發(fā)表廣播講話，受降的巨幅油畫懸掛在抗日戰(zhàn)爭紀念館的正廳。興義兒女拿槍拿刀與敵人血戰(zhàn)的事跡已經(jīng)介紹了不少，這里介紹的是那些拿起筆與敵人抗爭的興義人，首先介紹的是王伯群先生。

1924年夏天，王伯群在上海期間，在廈門大學讀書的興義人何應炳(縱炎)來訪，說到因為學潮，廈門大學許多教授憤而辭職，300多學生到了上海，請原廈大的部分教授另組新校，解決失學問題。何應炳是何應欽的弟弟，而王伯群的妹妹又是何應欽的妻子，他們是姻親關系，王伯群聽后對失學青年表示同情，愿意盡力解決失學問題。經(jīng)何縱炎介紹，王伯群與廈大教授歐元懷見了面，決定創(chuàng)辦一所大學，并拿出2000銀幣租校舍、登招生廣告、制教具等，當年秋天開學。學校定名為大夏大學，含有是從廈門大學走出來的及光大華夏之意。歐陽懷后來回憶說：“伯群先生的資助，在大夏經(jīng)費毫無著落的時候，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大夏首任校長馬君武(1880—1940)是我國第一個在國外獲得工學博士的化學家，又長期幫助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其聲望之高可以想見。1924年11月，他出任大夏大學校長，并親自講授化學課程，完全是盡義務，從未要學校支付薪金或車馬費，而且為了建筑膠州路301號校舍，還把自己在吳淞路的房地產(chǎn)作抵押向銀行貸款。1929年夏，他已離開大夏，還帶領歐元懷等去南洋募捐，以幫助大夏建筑中山路校舍，這種精神，堪稱楷模。

第二任校長王伯群(1885—1944)雖然也曾留學日本并進過研究院，但因長期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所以不以學術(shù)見長，但最初作為大夏的董事長，也主張大夏應“本學術(shù)研究之自由與獨立，涵育革命與民主精神”。1927年，繼馬君武任大夏校長之后，就始終認為校長最主要的職責，在于為學生選聘優(yōu)質(zhì)教師。在他任校長期間，把這些精神貫徹始終，為大夏具有較好的師資條件而不懈努力。

大夏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校長歐元懷(1893-1978)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修習教育學并為美國著名教育家杜威所賞識的中國留學生之一，他深刻認識到師資力量對一所學校具有的極其重要、甚至決定性的意義。

隨著師生人數(shù)逐年增多，因無固定校址，以租房作教室。原校舍已不夠用，決定另選新址擴建，需經(jīng)費40萬銀幣，王伯群先生獨自承擔一期費用10萬銀幣，購地200畝及一期工程完成。建成占地三百余畝的校舍(現(xiàn)華東師范大學中山北路校址)，包括教學大樓(時名群賢堂，現(xiàn)名文史樓)、大禮堂、理科實驗室、圖書館、體育館、醫(yī)療室、療養(yǎng)院、教職員宿舍、男女生宿舍、飯廳、浴室等建筑群及一條婉蜒秀麗的校河(現(xiàn)麗娃河)等。在當時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學中，以建筑宏偉、環(huán)境優(yōu)美著稱。

當時的校董有：吳稚暉、汪精衛(wèi)、葉楚傖、邵力子、張嘉森、馬君武、傅式說等。教授更是囊括：馬君武、何昌壽、邵力子、郭沫若、田漢、何炳松、李石岑、朱經(jīng)農(nóng)、程湘帆等。甚至當時炙手可熱的杜月笙也曾屢次資助大夏，可見大夏當時的盛況。

王伯群見教育部沒有回音，就寫信給重慶的校董何應欽商量。何應欽對大夏改為國立不甚贊同，認為保持私立，學校獨立自主，免受政治風潮影響，人事穩(wěn)定，教授安心，有利于學術(shù)的自由探討。但若不改國立，則非有雄厚的經(jīng)濟基礎不能解目前和今后的困境。在經(jīng)費方面何應欽也愛莫能助。最后則采取了一個折中方案，請何應欽將大夏申請改為國立一事提交行政院討論，如果得不到批準，就請政府適當撥款相助。

1942年2月的一次行政院例會上，何應欽將大夏請改國立一事作為提案提出來，請討論決定。會上有人主張交付審查后再議。何應欽說：“此案無審查的必要，能改國立就改，不能改則撥款相助。會上即可決定的事，沒有必要交付審查來拖延時日。”當日會議由蔣介石主持，蔣同意何的意見，并簽字交付教育部辦理。陳立夫接到批示后認為這是CC系控制大夏的絕好機會。于是既不尊重大夏保留校名的初衷，也不與出資人商量，將大夏大學與貴州農(nóng)工學院合并，改名為國立貴州大學，并內(nèi)定CC系干將、教育部秘書長張廷休為校長。趁蔣介石、何應欽因公外出時，在一次行政院例會上匆忙通過。認為生米已經(jīng)煮成熟飯，大夏不吃也得吃。消息傳出，引起大夏師生、校董、校友會強烈抗議，特別是在校學生抗議尤為強烈。王伯群召集學生開會，他說：“大夏是我一手扶植成長起來的，在過去18年的歲月里，我擔任了15年校長，對大夏我耗盡了心血，我一無所求。對大夏的愛護，我不亞于你們。大夏的成敗榮辱與我分不開。我可以向大家保證：我能把學校完整地從上海遷到貴州來，也必須而且能夠把它完整地遷回上海去。教育部要設立貴州大學，那是他們的事，由他們?nèi)マk，與我們大夏無關。教育的自由和學術(shù)的自由，一如人身自由，是受法律保護的，不允許他人和集團侵犯，我們有團結(jié)一致的師生員工和分布各地的廣大校友，還有各公立、私立大學和輿論支持。任何力量、任何困難都動搖不了我們的學校。”王伯群的講話，受到全體學生的熱烈擁護，同時也鼓舞了大家維護學校的斗志和信心。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國民政府提出了抗日與建國并重的戰(zhàn)略方針，對于我們的教育、文化、科技、經(jīng)濟、國防等人力物力資源，能保存的要保存，能轉(zhuǎn)移的要轉(zhuǎn)移，以期增強抗戰(zhàn)實力，因此“文化抗戰(zhàn)”也是抗戰(zhàn)的重要組成部分，即將淪陷的大學、科研機構(gòu)、文物、工廠能西遷的一定要西遷。8月13日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大夏大學一度與復旦大學合并成為聯(lián)合大學，決定西遷。一設廬山，稱復旦大夏第一聯(lián)合大學，一設貴陽，稱第二聯(lián)合大學。廬山聯(lián)大以原復旦師生為主，貴陽聯(lián)大則以原大夏師生為主。后廬山聯(lián)大遷重慶，與貴陽相距不遠，遂解除聯(lián)合，各恢復原校名。大夏之所以遷貴陽，一因貴州交通閉塞，抗戰(zhàn)前沒有一所完整的大學，大夏應該遷到這種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的地方;二是因為王伯群是貴州人，有愛鄉(xiāng)觀念，又對家鄉(xiāng)情況熟悉，容易取得各方的支持。大夏遷黔后以原講武學堂為校址，即今河濱公園對面的黔劇團及貴州教育學院一帶，它對促進貴州高等教育，培養(yǎng)地方人才起了一定的作用。

大夏到貴州后，報考學生大多是淪陷區(qū)逃亡的青年及西南地區(qū)貧困山區(qū)青年，他們的經(jīng)濟條件遠非戰(zhàn)前江浙、淞滬富庶地區(qū)可比，大夏如果學費過高，生源就枯竭，很多學生往往少交學費或緩交學費，偏偏王伯群先生出于家鄉(xiāng)情感，對品學兼優(yōu)而出身貧寒的學生不舍放棄，這樣大夏的經(jīng)費嚴重不足，每個學期收費頂多能維持前3個月。王伯群先生多方籌措，甚至將私款借出，每學期要借出幾千元甚至上萬元�？箲�(zhàn)時期物價飛漲，這學期借出下學期收回，數(shù)目相同而實際價值已降低，帶來的損失是不言而喻的。為此，王伯群先生提出了“三苦精神”，即教師苦教、學生苦學、職工苦干，另外提出了“師生合作”、“自強不息”的口號。大夏師生就是在這樣的口號激勵下，度過了八年抗戰(zhàn)的艱難歲月。

民國29年(1940)，大夏大學擇定于貴陽城郊花溪辟地2000余畝為固定校址，因經(jīng)費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棟。1942年大夏實在難以維持下去，就請求政府改為國立并撥款相助，只要保留大夏校名即可，隨即向教育部提出申請。當時的教育部長是陳立夫，他對這個申請置之不理，主要原因是過去在上海時，CC派企圖滲透大夏，被王伯群以學校乃私立不能介入政治為由拒絕。今大夏面臨難關，竟然求到CC派的頭子門下，陳立夫勢必不愿幫忙。

接著王伯群親赴重慶質(zhì)問陳立夫，王說：“大夏乃私人出資所辦，并非政府所為。公立學校，政府可以任意為之。今政府對私立學校未征得捐資創(chuàng)辦人同意，而欲收歸公有，于法何據(jù)?今日施之于大夏者，焉知明日不施之于其他私立大學，試問當今世界各民主國家有此先例嗎?”陳立夫無言以對。后經(jīng)何應欽提請復議，教育部才收回成命，終得維持大夏大學體制不變。

學校設五個學院及三個專修科，包括文學院：國文系、英文系、歷史社會系;理學院：數(shù)理系、化學系、土木工程系;教育學院：教育系、教育心理系、社會教育系;商學院：銀行系、會計系、工商管理系;法學院：政治系、經(jīng)濟系、法律系;師范專修科：國學組、英文組、史地組、數(shù)理組;體育專修科;鹽務專修科。

1944年12月初，日寇侵入貴州南部的獨山。貴陽危急，眼見20年慘淡經(jīng)營之大夏又將毀于炮火，王伯群先生身患胃病，心急如焚。決定動員全校師生再遷赤水。當時交通極為困難，學校圖書、儀器、檔案等難于運走，又必須運走，師生旅途安全也必須照顧，加上經(jīng)費緊張，王伯群病情加重，急送重慶醫(yī)治，終于不起，于12月20日病逝，終年59歲。王伯群先生臨終前，留下遺囑，其內(nèi)容如下：

余追隨先總理奔走革命于今三十余年，才力綿薄，恒少建樹，正思振奮精神，努力補救，今竟一病不起，事與愿違。此后切望吾黨同志在總裁領導之下，一心一德，爭取勝利，以完成抗建大業(yè)。吾大夏校友，服務國家，尤須力行，公誠二字，以發(fā)揚大夏之精神，余雖不及見國家復興，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無憾矣。

作為一個老同盟會會員，對國家對民族的忠誠躍然紙上，這份遺囑感動了國民黨內(nèi)的很多同志，雖然王伯群先生并不是蔣介石的嫡系，1931年不任交通部長后，只掛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中央監(jiān)察委員的虛職，專心致力于教育，但是在抗戰(zhàn)最艱難的時候，這種對國家民族的拳拳之心，是彌足珍貴的。

1946年，大夏完整地遷回上海舊址。撫今思昔，想起王伯群校長長眠于重慶，6月1日，學校決定在校內(nèi)刻碑紀念，上書《大夏大學遷校紀念》，其中寫道“我故校長王公伯群，忠國護校，敵愾彌深”，作了很高的評價。同時建“思群堂”并刻碑紀念。

大夏大學建校27年，培養(yǎng)學生近2萬名，畢業(yè)生6000余人。包括一批為國為民的有識之士。如我國著名作家、《李自成》一書的作者姚雪垠;最早翻譯恩格斯《反杜林論》，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黨校顧問的吳良斌(亮平);文藝理論家、文化部原部長周揚。還有胡和生、陳子元、李瑞麟、劉思職等四位中科院院士及眾多專家學者。以及翻譯家戈寶權(quán)，兒童文學家陳伯吹，古典文學評論家王元化和青銅器專家馬承源等。

解放后的中國大專院校調(diào)整，教育部以大夏大學與光華大學為基礎，同時調(diào)進復旦大學和同濟大學等院校的部分系科，在大夏大學原址上，于1951年10月創(chuàng)辦了華東師范大學，成為中國當時的第一所社會主義師范大學。大夏大學的部分師生，前往香港，與當?shù)仄渌鼘W校聯(lián)合，組成香港中文大學。大夏這所上海著名的私立大學，為興義王伯群先生一手創(chuàng)辦扶持，尤其是抗戰(zhàn)八年的艱難奮斗，是值得我們興義人乃至貴州人引以為自豪和驕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