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圖為根據(jù)《天龍八部》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劇照

　　金庸去世當夜，湖北襄陽的古城墻上，亮起了繁星般的點點燭火，寄托著哀思與悼念。襄陽一帶在古時是軍事要地，發(fā)生過幾場著名的戰(zhàn)役，例如漢末三國時期關(guān)羽北伐曹魏的襄樊之戰(zhàn)、明末農(nóng)民起義時張獻忠突襲襄陽城一戰(zhàn)等等。其中戰(zhàn)爭過程最為漫長，爭奪最為激烈的，要數(shù)宋元襄樊戰(zhàn)役。這一場斷斷續(xù)續(xù)將近40年的攻守戰(zhàn)，南宋軍隊最終失敗，蒙古攻克襄陽。金庸以這場戰(zhàn)爭為歷史背景，塑造出的郭靖這一人物形象，被很多人認為是他筆下最具代表性的“大俠”。

　　在《射雕英雄傳》里作為男主角的郭靖，少年快馬，游歷四方，學(xué)成一身本領(lǐng)，也收獲了與黃蓉終生不渝的愛情。到了《神雕俠侶》中，人至中年的郭靖不再是主角，但他的“大俠”形象是在這部作品中真正被樹立起來的——由于他數(shù)十年間駐守襄陽，率領(lǐng)軍民抵抗外敵，保衛(wèi)家國。“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八個字，也緊密地和金庸的武俠小說聯(lián)系在了一起。

　　在《射雕英雄傳》的結(jié)尾，金庸告訴意猶未盡的讀者們：“郭靖、黃蓉等事跡在《神雕俠侶》中續(xù)有敘述。”而到了《神雕俠侶》的篇末，類似的一行文字中，不再有這對伉儷的名字。

　　后來呢?郭靖和黃蓉后來怎么樣了?年少時，急切地翻開《倚天屠龍記》，讀到郭襄推薦張君寶去襄陽投奔郭靖與黃蓉時，感到片刻的安定。然而，張君寶終究沒有往襄陽去，在小說描述他潛心習(xí)武的短短幾段文字中，故事里的時光在須臾間遽然流逝，少年張君寶成了90歲的張三豐，而宋朝，已滅亡50多年了。至二十七章，出現(xiàn)了這樣一句話：“襄陽城破之日，郭大俠夫婦與郭公破虜同時殉難。”

　　小說中的大俠與英雄，雖能自絕境處逢生，扶大廈之將傾，但他們不能抵抗呼嘯而來又滾滾而去的歷史洪流，也無法逃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的自然規(guī)律。大俠與英雄，終將逝去，而講述大俠與英雄的故事的人，同樣如此。

　　在金庸筆下，之前往往被認為是游離于世俗規(guī)范之外的俠客，與家國百姓緊密聯(lián)系了起來。這是對“俠”的社會意義的提升。

　　關(guān)于金庸，學(xué)者陳平原有一句話很出名：“大作家的出現(xiàn)，可以提升一個文學(xué)類型的品格，這點早被中外文學(xué)史所證實。”此話雖指金庸與武俠小說而言，卻說得謹慎，意在探討，并非定論。但20年來，這句話不斷被學(xué)者與評論家所援引使用，語意發(fā)生了一些變化，“金庸提升了武俠小說的整體品格”成了被廣泛認可的“判詞”。原話的“被誤讀”，恰恰證明了金庸武俠小說的巨大影響力。

　　武俠小說，主要寫的是俠客們的故事。“俠”的概念比較豐富，隨著歷史的發(fā)展，也在不斷變化著。作家梁羽生在上世紀70年代的一次演講中說：“俠就是正義的行為。”而司馬遷在《史記·游俠列傳》里提到游俠時，寫的卻是：“其行雖不軌于正義”。“俠”在演進，不同的時代對“正義”的理解闡釋也會有偏差，這注定了“俠”的概念是復(fù)雜性的。

　　梁羽生寫武俠小說較金庸更早，被很多人認為是新派武俠小說的開拓者，他對“俠”極其看重，認為“武”與“俠”之間，是軀殼與靈魂、手段與目的的關(guān)系，并說：“與其有‘武’無‘俠’，毋寧有‘俠’無‘武’。”他認為好的武俠小說，應(yīng)該減少那些僅為吸引讀者卻缺乏意義的打斗描寫，而著重提升其在精神與思想方面的境界。這個觀點很有價值。

　　金庸的武俠小說，特別是我們通常說的“射雕三部曲”(《射雕英雄傳》《神雕俠侶》《倚天屠龍記》)，在梁羽生的理念基礎(chǔ)上，對“俠”這個當時看來既空泛又駁雜的概念，進行了他自己的闡釋。“為國為民，俠之大者”，出現(xiàn)在《神雕俠侶》一書中，這八個字在情節(jié)上，是郭靖對楊過的諄諄教誨，在更深的層面上，既是金庸對郭靖這一人物所作的“判詞”，也是他借郭靖之口，對“大俠”一詞的重新定義。于是在金庸筆下，之前往往被認為是游離于社會體制與世俗規(guī)范之外的俠客，與家國百姓緊密聯(lián)系了起來。這是對“俠”的社會意義的提升。

　　金庸本人充滿是非的真實人生離我們很遠，但他筆下的故事滲透了我們的光陰。講故事的人逝去了，但故事會留下去。

　　“大俠”并非 “俠”的全部。這一點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記中寫得清楚：“對于郭靖那樣舍身赴難，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大俠，在道德上當有更大的肯定。令狐沖不是大俠，是陶潛那樣追求自由和個性解放的隱士。……‘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沖這類人物所追求的目標。”

　　也許可以說，郭靖的“兼濟天下”與令狐沖的“獨善其身”，是金庸自己人生的兩個面向。他創(chuàng)辦《明報》時“鐵肩擔道義”，在《明報》事業(yè)到達高峰時，他急流勇退。進退之間，或許達不到他筆下獨孤求敗那“不滯于物”的境界，但確實有著面對人生抉擇時從容不迫的氣度。

　　查良鏞94年的傳奇一生，帷幕落下。“金庸”這個筆名起的隨意，是他從名字里順手拆分，署到報紙專欄上的。年輕的查良鏞未必能想到，這“填天窗”的故事連載他一寫就寫足了15部長篇小說。在絕大多數(shù)人的認知中，金庸的盛名系于15部武俠小說，但仔細回想，其實這15部小說，即使是修訂版的出版，都是近40年前的事了。“金庸”早已懸筆拂衣，歸去良久。他在文學(xué)領(lǐng)域的成就、對武俠小說發(fā)展的推動、對數(shù)代人的閱讀生活的影響等，這幾十年來我們已談得很多了。但今年此時，仍有無計其數(shù)的人在媒體和社交網(wǎng)絡(luò)平臺，書寫著對金庸的評說與追憶。

　　可以說，每個愛讀金庸小說的讀者，都有自己關(guān)于金庸的回憶。我的記憶里，從本科到博士生，每到一個新的環(huán)境，初識新的朋友，大家一旦聊到金庸，往往頓生相見恨晚之感，很快便能熟絡(luò)起來。

　　幾年前的一次學(xué)術(shù)會議上，我初見著名學(xué)者嚴家炎先生。先生那時年逾八十，我在他面前很拘謹，忽然想到嚴先生是喜歡讀金庸的，于是告訴他，我也是個“金庸迷”，他的《金庸小說論稿》我翻來覆去讀過很多遍。嚴先生一下子來了興致，說：“金庸的小說，寫得很好啊!”一時間，我一個晚生和前輩之間只覺相見恨晚，那日話別后，我感慨金庸作品的“魔力”，其在讀者間引發(fā)的共鳴，可消弭年歲、輩份等諸般差異，在短暫的瞬間，拉近兩個人的距離。

　　金庸過世，為何會有如此多的人表達悲意?我想，文學(xué)是一種奇妙的形式，寫作者與閱讀者無論在時空上如何遙遠，都會因同一部作品而產(chǎn)生心靈的共鳴。對傾心閱讀過他的作品，擁有那些或壯闊或瑣碎的記憶的我們來說，金庸這個名字，就像兒時為你認真講述故事的長輩，他本人充滿是非的真實人生離我們很遠，但他筆下的故事滲透了我們的光陰。

　　33年前古龍逝世時，倪匡為他擬了一副“小李飛刀成絕響，人間不見楚留香”的挽聯(lián)，至今仍被許多人念念不忘。其實倪匡寫錯了，小李飛刀和楚留香依然在，一代又一代的讀者正是通過他們，可以重訪古龍，去探尋他的思想，了解他的人生。

　　對金庸來說，也是如此。

　　大俠與英雄，都逝去了，講述大俠與英雄的故事的人，也逝去了。

　　但故事會永遠留下去。

　　(作者為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在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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